出生在摩洛哥的阿拉伯裔犹太人，以色列长大并在法国读电影，参加过1973年的第四次中东战争（“赎罪日战争”），在伦敦和耶路撒冷两地独立撰稿。如此复杂的身世和人生阅历足以让一位50岁的敏感女性以充满焦虑的目光审视这堵隔离墙。
Simone Bitton持着摄像机来往于约旦河两岸，因为她纯正的阿拉伯语，巴勒斯坦这边的小孩把她当作自己人，她却反问：“如果我是犹太人呢？”；以色列这边的农民抱怨隔离墙浪费金钱，并因它让橄榄林面积小了，收入少了；以色列国防部长亚隆摆出隔离墙非建不可的态度，这是反恐需要，当然“也欢迎大家坐下来认真谈谈”。
Bitton或许揭示出这堵墙的多种名称，对于圣地历史，它叫“生命线”；对于半岛电视台，它叫“种族隔离墙”；对于法塔赫和哈马斯，它只是“非法的存在”。从纪录片中我们发现它还割断了难得的友谊、削弱了周围的经济，唯一加深的只是敌视和紧张。一次现状的展现始终不如时间结晶出的力量，如果导演能在很多年前就跟随墙两边的人，那将会拍出而不只是复述故事。
墙推倒了就是桥，可谁来推墙呢？影片结尾，导演打电话给加沙的老友，那里被封锁了，那是经常都发生的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