更新时间:2015-01-29

芒种:发现新大陆似的看到了《芒种》

不得不说，现在才看这部电影，我真的是孤陋寡闻了一点。

《芒种》
第一次看这位导演的片子，所以必须普及一下个人经历：
张律，中国朝鲜族导演。2000年底开始从事电影行业。2001年，以短片《十一》入围第58届威尼斯国际电影节短片竞赛环节。2003年，以作品《唐诗》参加了包括瑞士洛迦诺、北美温哥华、伦敦以及香港电影节在内的几大电影节。2005年，以影片《芒种》参加法国戛纳(Canne)电影节非竞赛单元，获影评人周刊的法国独立电影发行协会(ACID)奖，并获得韩国釜山电影节设立的惟一竞赛单元— “新潮”单元的亚洲最佳新人导演奖和意大利佩扎罗(pesaro)电影节新导演单元竞赛大奖。2006年获法国维苏尔电影节最佳影片“金单车奖”、比利时布鲁日电影节最佳影片奖、瑞士黑色电影节青年评论家奖。

故事讲述了某个北方荒凉的小城中，朝鲜族女人崔顺姬和她得儿子相依为命，以卖泡菜为生。与同是朝鲜族的已婚男人发生关系，事情败露后男子无情的推卸责任，对自己的妻子称两人只是买卖关系。被抓入警察局之后又与即将结婚的警察发生关系，之后警察对她冷漠得像不认识，一切都只是想占有她得身体发泄欲望而已。故事的另一条线索是崔顺姬的四个做妓女的邻居，他们乐观活泼对自己的处境自省而无法改变，最终被警察抓走。崔顺姬的儿子意外死亡，一切的矛盾和压抑的内心终于爆发，于是将放有老鼠药的泡菜送到警察结婚婚宴现场，酿成惨剧。

影片的第一场戏便是崔顺姬站在9宫格的窗子里望着外面，之后拉上窗帘。这样的构图在整部电影中经常出现，人物在窗子里或门框里做着自己的事情，镜头只是远远的记录着。人物的命运和和生活轨迹就像被这种框束缚住一样，在这样的环境下找不到任何出口，小人物的命运就是这样满是枷锁。
整部影片一直在为最后十分钟做铺垫，寻找情绪爆发的合适的借口。
首先，崔顺姬关于少数民族的身份认同被逐渐颠覆。汉文化的统治下，少数民族生活在自己的民族文化被逐渐吞噬的时代中，孤立无援，更加被边缘化。但她仍然是一个有尊严，并且极力想要维护住自己民族文化的人，她教她的儿子韩语，她在女民警提出让她教跳舞的时候欣然答应，只有这个时候内心才感到一丝自豪。最后被抓到警察局，警察问名字时，她回答了名字和并强调朝鲜族。她是一个生活在异乡的漂泊者，但时刻提醒自己不忘记自己的身份，是一个自省又自尊的女性。

她的民族身份无所依靠让她内心压抑又焦虑，但更重要的是她的情感和情欲找不到出口。崔顺姬在家看到一只老鼠吓得尖叫，只能靠7、8岁的儿子去处理，她感到深深的无力感，儿子被冤枉打破了人家的窗户，她只能自己搬凳子去修理，面对别人一大家子幸福和睦的在吃饭场景，她一个单身女人一直弯腰道歉，回家后也只是她和儿子无言以对的沉默的吃着饭菜。这种无依无靠的孤独感渐渐吞噬着她，她内心渴望被人照顾，于是当同样是朝鲜族的男人出现时，出于民族认同感或是深深的寂寞，她还是跟这位已婚男子在一起了。事情被对方妻子发现后，男人无情的抛弃了她，并将责任推卸说与她在一起是花钱的，并不是情人关系，崔顺姬不仅在精神上受到极大的屈辱，还被抓进派出所。

在派出所与警察发生了关系，导演用十分有趣的构图:一个房子的两扇门，一扇是审问室，旁边就是一间卧室，警察拉着崔顺姬从审问室出来进入卧室，没有任何挣扎或反抗。一方面出于心灵受伤，更重要的是出于当时的处境，崔顺姬并没有其他选择。这个镜头结束后，便是崔顺姬骑着卖泡菜的车在荒凉的路上。暗示着发生了这一切，她也没有办法改变生活轨迹，仍然卖泡菜为生、仍然与儿子相依为命、仍然无依无靠。

四个妓女这一条线索的描述充分的体现了中下层生活者对性的态度。片中的每一个人都有自己的情感困境，生活在物质上都能维系，但精神上都因为不同的原因而压抑扭曲，因此性工作者成为了一种普遍现象，男人们通过这种方式找到欲望出口。但整个社会对她们的认同程度与她们的被需要程度并不成正比，一方面她们总是被来来往往的车辆接走，另一方面人们又不耻鄙视她们的行为和职业。妓女对自己的身份认同是很清楚的，当被小孩子问到为什么别人会说他们是鸡的时候，她说鸡什么什么不好，你不也喜欢吃鸡肉嘛。这句话深深的表明她内心对自己的身份十分自省，但又不甘于社会人群在“使用”她们的同时而虚伪的给自己贴上道德标签，鄙视歧视这个职业。除此之外，她们是片中唯一乐观、活泼的人群，与其他人的沉默寡言和冷漠不同，她们在遇到困境时总是将自己置身事外，对这种处境无可奈何于是被迫接受，并用一种积极的态度去麻痹自己使自己忘记。例如妓女被打之后，走回台球厅，顿了两秒拿起球杆继续打球，好像什么都没发生一样，一是习惯了被生活强暴，而是无法走出此环境只能继续如此的生活。

导演更戏谑了一种情感上扭曲的道德观念：找情人是不被允许，而“花钱的”就是可以被原谅的。已婚的朝鲜族男子在事情败露后对自己妻子的解释，竟然成为推卸责任的一种方法，充分的阐释了女性作为社会弱势群体的一种悲剧。

在对崔顺姬的许多细节描写上，直接看出了这个女人的转变。比如从害怕老鼠到能自己拎起老鼠尾巴，从站在路边看着跳秧歌的大妈走过到与他们擦肩而过却头也不抬。这一系列转变都是在困境中从努力挣扎到绝望放弃的过程。

最后值得一提的是导演的固定镜头、长镜头表现出得真实感，干净的构图突出的荒凉感，片中铁路、工厂、瓦房和不断出现的“蓝色”元素相得益彰。时而响起的“我们唱着东方红·····”的曲调，跳秧歌的大妈，都是改革开放后城市的一切欣欣向荣的假象，于是边缘群体和弱势群体更加格格不入。

对于儿子的死因导演毫无解释，仿佛只是要给崔善姬一个爆发点，又仿佛是高告诉观众：没有原因，只因为这个女人的生活就是如此悲剧。就像崔善姬无法掌控自己的生活轨迹一样，悲剧的发生也完全不在预料之中。最后一个镜头也是亮点之一，从崔善姬的背后拍一个长长的跟镜头，貌似是本片唯一的运动镜头，崔善姬穿过铁轨，穿过大堂，最后来到一片绿油油的空旷的草地，于是我们终于在这部片子中看到了唯一的明亮的色彩，然后片子结束了。崔善姬去了哪里她的命运又将走向何处都不必交代，只是告诉我们她走向了一个全新的世界，绿色象征的生机又或许是在沉重和压抑的最后对我们心灵的一点抚慰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