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安》，于我，是一部非常特殊的影视作品，给了我很多“第一次”：第一次因为几个镜头就入眼（还不是预告片，只是长安市集上烟火人声）；十多年来第一次完整追国产剧；第一次真正意义的“追剧”（连续刷，并打乱时间计划）；第一次明知是戏，却看至入戏，复久不出戏；第一次思绪萦绕，需要时间来整理思绪，敲下文字，方下心头。
这部剧最易为人感知的是服化道、悬疑、权谋，包括令人神往的敬棋感情戏。然服化道终归是皮囊；悬疑亦非上乘无漏；权谋并无出彩新意；而感情戏更非主线——缘何戏中群像却个个鲜活，在宛如前世经历的大唐梦里久久不去？
在我看来，这种超现实主义的真实感，来源于两大解构：
首先，埋在悬疑等元素之下，有一个大的主题——“盛世转衰”这个历史命题。而面对这个命题，编导在尊重历史，展现历史的基础上，进而有一种解构历史，再转而回落到揭示历史残酷的野心。尊重是指：在史实与改编之间，以史实为本；展现是指：以覆盖全阶层的人物群像（从塔尖的圣人，到负一层的昆仑奴），传神地展现了盛世大唐社会各个衰落的细胞；解构是指，面对无处不在的衰落细胞、无可逆转的历史车轮，编导要带我们抛开现实可行性的桎梏，悍然不顾，气破云天，行那不可行之事——或将长安表面浮华付之一炬，揭出腐朽，或诛杀皇帝，灭其昏聩，或除其袍服，致其沦落，遍历疾苦——这种种，引人思索：就便如此，是否就能逆转历史车轮？而最后的揭示历史则是指：即便行其不可为，又何以逆势改运？天道阴阳，阳盛阴生，周而复始。一国之盛，始自圣人图治，比肩尧舜，阳气盛极；而后世之衰，则始自圣人居功自负，轻尧嗤舜，自诩为神。此之谓，阳盛极，再多一分则生阴，转入衰落，定格历史。此时回顾剧首借何执正之忆圣人“堪比尧舜”，和剧尾圣人面对将毁之大灯（表面浮华的符号）仍自诩为神的两幕，恰如阴阳两鱼的两颗鱼眼，绘成“盛世转衰”之太极。
其次，这幅“盛世转衰”太极图，这种“解构历史为揭示历史服务”的“解题模式”，客观上，也形成了对常规影视作品规制的解构——影视作品之所以为“戏”，因为它“源于生活，但高于生活”，即，以现实为基础，但现实为戏剧化让路，所以你会有看“戏”的感觉，在戏中再沉浸，再通感，心底仍然有“看戏”的距离感。最典型的例子莫过于看“真实事件改编”的电影，你明明因为知道它是现实而增添了真实感代入感，但看至戏剧化之处，你仍不免有一种距离感（这段该是改编的吧？）。而《长安》则恰恰相反：它的戏剧化（解构历史的部分）如此用力，如此不真实，可它恰恰反过来是为结局的现实（揭示历史的部分）服务的——而且它揭示现实的力度丝毫不亚于戏剧化的力度，以至于这个现实，甚至比活在彼时彼地真实的人物所能感受到的，更真实！因为它用的是多阶层的群像图和多角度的上帝视角，让我们看到的现实，远比单个历史人物囿于其自身阶层与经验、其自身感知和视角所能感受到的“真实”，更全面，因而更赤裸——我想正因如此，你才会有一种和看“真实事件电影”相反的感受：它很“扯”，还很“远”，但你恰恰觉得，这一个个鲜活的人物，就曾历历活在前世。
如果说，两大解构为《长安》设立了超现实主义的基调，那么，编导和演员对于人物的塑造，则为这基调下的人物赋予了骨血。
编导的塑造在于：以现实的人性，放在写实的历史社会环境下，每一个大小人物，都基于TA的本色、信念、经历，去思考，身入长安的TA，信念受到了怎样的冲撞，有着怎样的挣扎，被施以怎样的际遇，又复选择了怎样的信念、放弃了什么……凡此种种，使得剧中不仅没有程式化的人物，而且每个人物，都不是生硬地安插在当时的，而是皆有往时来路，因有现时境地，复有他日去向，每个人都在自己的本色、信念和际遇下起承流转，因而每个人物都那样灵动真实。
演员的塑造在于：整个剧组对于表演质感的拿捏与追求。小，到坊间嬉戏的孩童，甚至一闪而过，只露背影的行人，那一嘻一笑，一个背影，却传递得出来，TA是长安那日的行人，所以你从背影就感受得到人物；大，到每位主演，细到肢体和微表情的刻画，所以你从无声处就能晓其意，因而每个人物都那样鲜活自然。
是以，《长安》，若论皮囊，未必尽善。然用心之作，得心回响，岂非功到自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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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S 虽非主线，然登徒子CP，以最短的剧中时间，最少的戏份，最隐秘的对手戏（通常藏在查案的明线之下），最不像情话的对话，最少的肢体接触，却一举秒掉我看过所有影视作品的任何CP，令我牵肠；登徒子本子，以其糙中有细，痞中有侠，冷中有热，浮浪之中有洞悉，嬉笑之中有引导，轻佻之中是忠诚，烟火之中又有大爱的本色，让我神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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