更新时间:2020-01-28

流感:流感与裸命政治

电影《流感》展现的是带有显著当前时代特色的社会景观：一旦灾疫爆发，外表灿烂和谐的底片会被立马撕得粉碎，恐惧重重包围着法律秩序内的每一个民众，紧跟着的就是主权者宣布共同体进入“例外状态”，患者的公民身份被主权者褫夺，随之被关进了隔离病疫的集中营。吊诡的是，作为医疗防疫对象的患者身份一开始就被置换成了地域身份，原初目的在于消除病患的医疗救助也转变成了一场旨在消灭患者肉身的合法内战。影片中的盆唐民众不得不面对这样一个现实，他们每个人都成为了整个共同体潜在的敌人，被识别出的患者更将罹遇被残杀的危难。在这里，主权者仅仅因为担忧疫情蔓延，就在药物研发的同时下达了残忍的杀戮命令。
疫情刚刚被公布出的时候，电影将镜头聚焦在超市内，人们在得知疫情后旋即疯狂抢购商品，再等到警察下达即将封锁超市的最后通牒后，人们转而开始疯狂逃命。危机到来地这一刻，消费社会所有的符号和参照都失去了它的往日光芒，匀速下落的铁栅门仿佛正在分割着法律秩序的内与外，没有逃出超市，则意味着他们无法再进入到法律秩序之内。阿甘本用“神圣人”（scared man）来指代这群法外之人，他们的生命可以被主权者随意安置，沦为彻底的“赤裸生命”（bare life）。在关押盆唐民众的集中营内，无论一个人过去的社会地位如何，他的法律地位都被彻底抹除，取而代之的则是一串数字编号，他/她将不再是活生生的人，而是变成了一个随时可被任意处置的对象（object）。
神圣人的这种对象性使得他们不可能再引发法律秩序内的公民之同情，他们所承受的痛苦被简化成了共同体可以相权而弃的量化指标。让不寒而栗的是，影片中的总理为了开枪射击反抗的盆唐民众，在劝说更具人道主义精神的总统时说道：“封锁盆唐的意向已经从百分之三十五上升到百分之九十六了。”显然，影片中其余地区的韩国民众几乎无视疫区民众的死活，他们所期盼的只是灾役不要降临到自身头上。在以生命的安全管理为首要目标的生命政治之中，民众被传唤成一种自恋式的主体——为了捍卫这个脆弱无援的自我，任何潜在威胁到他们“静好”日子的对象都必定要受到排斥，甚至会被动员起来的民众无情铲灭。齐泽克总结道：“生命政治在根本上是一种恐惧政治，它聚焦于防卫那些潜在的欺骗和骚扰。”那些残杀患者的决断者所利用的正是这种“恐惧政治”，因而执行者才会心安理得地完成这项有违人道精神和民主原则的任务。
阿甘本认为：“例外状态既非外在亦非内在于法秩序，而它的定义问题正关系着一个门槛，或是一个无差别地带，其间内与外并非相互排除，而是相互混染。”《流感》所演绎的“例外状态”恰好体现了这种“相互混染”的形势。一方面，以美国为代表的帝国秩序、以首尔为核心的中心-边缘体系正在例外状态之中依靠暴力来巩固原有的差序格局；但另一方面，危急时刻中的赤裸生命则对他们所遭受的不公正待遇提出了强烈的异议，前者通过法外手段来强化原有的法律秩序，后者则在争取法律权力的过程中挑战之前不平等的权力结构，这一时刻不仅是分裂法律秩序内外的门槛，同时还是界划人类新旧历史的门槛。本雅明指出：
被压迫者的传统告诉我们，我们生活在其中的所谓“紧急状态”并非什么例外，而是一种常规。我们必须具有一个同这一观察相一致的历史概念。这样我们就会清楚地意识到。我们的任务是带来一种真正的紧急状态，从而改善我们在反法西斯斗争中的地位。
影片中的“例外状态”也就是本雅明所言的“常规”，制造例外之民、排斥无份之人已无可争议地成为了我们日常所面对的常态。事实上，现代社会把我们所有的生命都降低到了赤裸的临界之点，只需主权者一声令下，每个人都是潜在的神圣人。我们试着翻转那个被塑造成的自恋式主体就会发现，真正威胁到自己的并非那些被排除在秩序之外的人们，而是能够驱逐他者的“例外状态”本身。影片的后半段讲述了例外之民的反抗，他们正在试图带来“一种真正的紧急状态”，赤裸生命转化成了新的政治主体，他们越过主权者发布的紧急命令，在“门槛”之上建构新的平等关系。
然而，影片并没有向我们展示暴动的未来，而是运用“超级英雄”和良知统治阶级作为关闭“真正的紧急状态”的中介来恢复已经岌岌可危的法律秩序，保守的感觉结构再一次成为了新叙事出现的阻碍。影片最后，获得东南亚偷渡者体内抗体的小女孩最终存活了下来，她也成为了治疗所有患者的希望。这时，一个仍处在帝国秩序中、发挥“次帝国”作用的韩国不再将偷渡者视为亟待摧毁的抽象外部化身，而是肯定了他对于韩国的拯救意义，只不过，当拯救完成之后，他也会被彻底地抛弃，希望也必然只会被投射到那个共同体内部充满“朝气”的资产阶级儿童身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