更新时间:2009-03-01

贫民窟的百万富翁:【转】印穆冲突

杰玛的妈妈被穆斯林一棍子打了下去。印度和穆斯林之间的冲突可见一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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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度印穆冲突的历史文化因素浅析

姜景奎

北京大学东方文学研究中心副教授

【内容提要】印度的印度教徒与穆斯林之间的冲突的根本原因不在于政治、经济方面，而在于文化方面，在于信仰的不同。

在印度，印度教徒和穆斯林的冲突由来已久。在印度独立之前，双方就发生过无数次大大小小的暴力冲突。印巴分治期间，双方冲突的规模更是空前绝后，致使50多万人死亡，数百万人沦为难民，财产损失无数。印度独立后的前15至20年间，双方矛盾有所缓和，虽然小的冲突仍时有发生，但大的冲突很少。70年代以后，特别是80年代中后期以来，双方的矛盾有所加剧，发生了多次令人不安的冲突。1992年的庙寺之争尤为令人震惊，3000多人死于非命，财产损失巨大。2002年上半年，冲突又有所升级，致使近1000人死亡，印度人民党领导的联合政府也因此一度濒临倒台。就目前情况看，这类冲突暂时还难以避免，还没有彻底解决的办法。

就这类冲突的影响而言，其一，印度本身受到的影响最大，它不仅会使印度政局动荡和社会不稳，还会影响到整个国家经济，拖经济发展的后腿，甚至会影响到印度的领土统一。一句话，印度的印度教徒和穆斯林之间的“教派冲突是印度现代化道路上的一大障碍，可以说是一个主要障碍”［1］。其二，对印度与巴基斯坦等周边伊斯兰教国家的关系有不良影响。发生在印度的冲突往往会波及巴基斯坦和孟加拉国，这两个以伊斯兰教为国教的国家的穆斯林“兄弟”和伊斯兰教组织往往会做出相应反应，如向当地属于少数的印度教徒进行挑衅、向本国政府施加压力、向印度发出抗议等，他们甚至会迫使本国政府采取影响国家间长期利益的措施。同时，这类冲突还会影响印度和整个伊斯兰教国家之间的关系，1992年的印穆冲突就曾使伊朗、约旦、阿联酋、印度尼西亚、阿富汗等国家做出过比较强硬的反应。其三，影响南亚次大陆的稳定和发展。过去的事实证明，这类冲突多次影响到南亚区域合作联盟的行动计划，致使联盟中的两个大国印度和巴基斯坦不能正常实施联盟的行动规划，导致规划名存实亡甚至完全失败，影响整个南亚地区的发展步伐。其四，这类冲突也可能影响到亚洲甚至整个世界的和平与安定。印度是一个人口大国，南亚是一个人口稠密的地区，如果这一区域发生大规模的不幸事件甚至军事冲突，很难想象不对亚洲和整个世界产生影响。

在分析这类冲突的原因时，多数专家学者强调政治因素。他们认为，印度政党参与教派争端是印度印穆冲突最为主要的原因，认为各政党利用了人民的宗教情感，认为是在政党的“诱使”下才发生了宗教暴力冲突。无疑，这种看法有其合理成分。但是，这只是印度印穆宗教冲突的一个因素，而且不是最主要的因素。笔者认为，印度印穆冲突最主要的因素在于历史文化方面，不在当今的政治局势。试分析如下：

第一，印度的印度教徒和穆斯林冲突的历史因素。

就历史进程看，印度社会一直存在多种宗教并存的现象。自公元前6世纪起，印度教、佛教和耆那教等就共存于印度这块土地上，它们之间也有冲突，但冲突方式不是武力征服或政治强迫。它们之间的冲突主要表现在教义方面，冲突方式主要采取辩论的形式。辩论失败者往往皈依胜利者，成为胜利者的信徒，改宗胜利者的信仰，维护胜利者的荣誉。不过，公元11世纪，特别是13世纪初德里苏丹国建立以后，情况发生了根本性变化，印度次大陆上的伊斯兰教民族在印度有了越来越大的发言权。他们一手拿《古兰经》，一手拿宝剑，让被征服者（印度教徒、佛教徒和耆那教徒等）在自己所信仰的印度本土宗教和伊斯兰教之间进行选择，并对不选择伊斯兰教者进行暴力惩罚、政治歧视和经济剥削。印度的宗教冲突从此多了一种形式，即暴力冲突的形式。这类暴力冲突主要发生在印度本土的印度教和外来的伊斯兰教之间，原有的耆那教、佛教以及印度教之间的冲突仍然沿袭旧有的口舌之争的传统形式，很少发生暴力事件。有压迫就有反抗，有征服就有反征服，印度的印穆暴力冲突的源头正在于此。

第二，印度的印度教徒和穆斯林的信仰之争。

毫无疑问，印度教和伊斯兰教有很大的区别，前者是印度的本土宗教，它在伊斯兰教进入印度前已经延续了两千多年之久，已经渗透到了印度社会和印度本土居民生活的各个方面。实际上，印度教不仅是印度本土居民的宗教信仰，也是他们的社会习俗和生活方式。对印度人来说，伊斯兰教是和印度教完全不同的全新的宗教。在教义方面，伊斯兰教信仰惟一神真主安拉，奉《古兰经》为圣典；反对各种偶像崇拜，认为任何形象都会损毁真主安拉至高无上的地位，无形才能保持真主的绝对性、至高性和至纯性。印度教是以梵天、毗湿奴和湿婆为三大主神的多神教，教派众多，以“吠陀”、“奥义书”、“两大史诗”、“往世书”等为经典；认为只有那些让人看得见摸得着的有具体形象的神才能与人建立起真正的情感；其信徒不仅信仰多神，而且大行偶像崇拜之道，不仅崇拜具体化的人形的神，连动物、植物和大神的阳物也是膜拜的对象。在伦理道德方面，伊斯兰教讲究人人平等，提倡“穆斯林皆兄弟”的兄弟情谊。印度教拥有同样持续了两千多年的种姓制度，讲究等级差别。在外在行为方面，伊斯兰教有一定的进攻性，在向外扩张的过程中，宝剑和《古兰经》被放在同等重要的位置。印度教基本上是一个封闭性的宗教，讲究平和稳定，讲究业报轮回，讲究非暴力，讲究出世。在生活习俗方面，宰牲献祭是伊斯兰教的宗教仪式之一，宰牲节是其最重要的节日之一，所宰杀的畜牲有牛、羊和骆驼等；穆斯林不排斥猪肉以外的绝大多数肉食，牛肉是他们最欢迎的日常食物之一。相反，多数印度教徒崇尚素食，他们对牛特别优待，认为牛是圣物，是神灵，只可崇拜，不可宰杀，更不能食其肉。在这样大的信仰差别面前，绝大多数印度教徒不可能毫无缘由地改宗伊斯兰教，如果没有武力强迫或统治者的政策性措施，伊斯兰教在印度是不可能站稳脚跟的。因此，两种宗教展开了长期的信仰之争，具体表现在对信徒的争夺方面。为保持自己的优势，印度教自身进行了改革，从某种程度上弱化了严格的种姓制度，简化了繁琐的祭祀仪式，淡化了僵死的宗教教条，使部分低种姓教徒有了膜拜神灵的权利和机会，从某种角度巩固了信仰阵地。伊斯兰教是外来者，为了在印度次大陆这块土地上占有一席之地，它采取统治上层和民间下层双管齐下的方法来争取信众。在上层，伊斯兰教统治者多方出击，一方面诉诸于武力，如焚烧印度教、佛教和耆那教寺庙，杀害拒不改宗者，使一部分人在宝剑的威逼下改宗伊斯兰教；另一方面，他们还采用行政、经济等手段，如向非伊斯兰教徒收取人头税、香客税和高额的商业税等，使一部分印度教徒迫于生计皈依了伊斯兰教。在民间，伊斯兰教苏非运动在上层伊斯兰教统治者的默许下展现出勃勃生机，其人人皆兄弟的平等观念和谦和的劝化形式吸引了不少普通民众，使他们真正皈依了伊斯兰教。由此，自印度中世纪［2］始，伊斯兰教利用武力和统治优势在印度次大陆上扩大了自己在信仰领域的地盘。

可以说，信仰的巨大差异一直是印度教和伊斯兰教之间不可调和关系的主旋律，是印度印穆暴力冲突的决定性因素之一。这也是为什么发生在印度的印穆宗教冲突往往会波及到伊斯兰教国家的原因。

第三，两个民族观的影响。

印度的印度教徒和穆斯林是一个民族还是两个民族是一个很棘手的问题，目前还没有统一的意见，可谓仁者见仁智者见智。笔者认为，鉴于各自承袭的总世系［3］和上述的信仰差别，说他们是一个民族是很牵强的，两个民族观是有一定的合理性的。1867年，阿赫默德•汗•赛义德首先提出印度的印度教徒和穆斯林是“两个民族”的观点，认为这两个民族的根本利益不同，属于少数派的伊斯兰教徒不应该生活在属于多数的印度教徒的阴影之下。著名诗人和哲学家伊克巴尔于1930年在此基础上提出建立一个属于印度穆斯林自己的国家的主张，认为这是解决两个民族之争的惟一可行的方法。1940年，有巴基斯坦国父之誉的穆罕默德•阿里•真纳撰文明确而完整地提出了指导巴基斯坦运动的两个民族、两个国家的理论，并领导了巴基斯坦建国的各类运动。结果，在这个理论的指导下，在英国分而治之政策的驱使下，印度的印度教徒和穆斯林于1947年正式分离，分别归属今天的印度和巴基斯坦（包括今天的孟加拉国）。自然，有许多穆斯林没能迁徙到巴基斯坦而留在印度，也有少数印度教徒没能迁到印度而留在巴基斯坦。但宗教信仰和族群感情是定了型的，是很难完全改变的。

就今天的情况看，留在印度的穆斯林不会因为自己留在印度就认为自己与印度教徒属于同一个民族，他们认为自己和巴基斯坦的穆斯林同属一个体系、一个民族。印度的印度教徒认为，是穆斯林分裂了本该属于印度教徒的印度，在印巴之争和宗教之争中，印度穆斯林对印度是不忠的，是印度的背叛者。另外，由于印度和巴基斯坦之间长期的不友好关系，印穆之间发生的冲突自然有两个民族之争的因素。这也说明了为什么发生在印度的印穆宗教冲突往往会在巴基斯坦和孟加拉国引起强烈反响的道理。

第四，英国分而治之的策略和引入西方选举制度的影响。

从1757年印度和英国东印度公司军队发生第一次大战即普拉西战争算起，英国在印度统治了近300年。在这300年中，为了维持殖民统治，英国殖民者不断地改变和寻找适合印度国情的殖民策略，最后，它发现了“分而治之”策略的妙处。这一策略被英印殖民者非常成功地运用在印度的印度教徒和穆斯林群体中。在统治中，英印殖民政府刻意渲染印度教徒和印度穆斯林之间的差别，鼓励他们在各个方面相互竞争甚至斗争，自己则坐收渔翁之利。结果，1857年在印度反对英国的民族大起义中曾一度并肩战斗的印度教徒和印度穆斯林越来越不和，他们之间的距离越来越远，以致最后发展到了刀剑相加的地步。应该说，反对英国对印度的殖民统治是印度的印度教徒和穆斯林的共同任务，双方也曾为此并肩战斗过、奋斗过、流血过。但出于宗教集团利益、族群利益和个人利益的考虑，双方高层没有能够从大局着想，而是“听从”了英国殖民者的安排，接受了印度的印度教徒和穆斯林是两个对立集团、利益互不相容的观点。从这一点看，不能不承认殖民者的聪明和被统治者的糊涂。

不仅如此，英国还把自己的民主选举制度照搬到印度来，使原本就有宗教差别、教派差别和种姓差别的印度人为了选票更加强调自己的“个性”、族群性和集团性，使印度教徒和穆斯林愈加对立，使他们之间的冲突更加规模化和有组织化，同时也更难以驾驭，问题更难以解决。应该承认，英国的民主选举制度是有其先进性和优越性的，但处于20世纪上半叶的印度社会发展水平是不是能够全盘接受资本主义已经发展到一定程度的英国的选举制度呢？显然，这是个值得探讨的问题。可以想见，如果印度没有全盘接受这一选举制度，印度穆斯林政党和组织就不会在选举区、名额分配等问题上与印度教徒政党和组织（甚至在某种程度上代表整个印度民族利益的国大党）等针锋相对，双方就不会过分屈从于教派主义和族群主义，就不会产生如此大的分歧。一句话，如果没有全盘接受英国的选举制度，印度次大陆的历史很可能要改写。

以上四点是印穆冲突的不容忽视的历史文化因素。

第五，宗教民族主义的影响。

由于上述诸种因素的共同作用，20世纪上半叶，印度教和伊斯兰教分别和印度民族主义相结合，构成了印度教民族主义和南亚伊斯兰教民族主义［4］。而宗教民族主义是社会/国家现代化的产物，是现代社会的副产品之一，也是现代社会最难对付的顽症之一。放眼世界，中东问题、波黑问题、科索沃问题、车臣问题、阿富汗问题以及国际恐怖主义等都与宗教民族主义有关。

现代意义上的印度教民族主义发端于20世纪初，发展于20世纪上半叶，复兴于20世纪七八十年代。其主要理论是：印度是印度教徒的印度，印度次大陆就是印度教徒的国家；在这个国家中，所有人都应该是印度教徒；印度教徒的信仰、宗教以及生活习俗已经持续了几千年之久，是在这块土地上土生土长的，与外来的伊斯兰教、基督教等不同；印度教国家的人民应该忠于印度，应该把印度当作母亲和印度教大神，要对她虔诚，为她服务，甚至为她牺牲一切。印度教民族主义的主要理论家有V.D.萨瓦尔卡尔（1883～1966）、M.S.戈尔瓦卡尔（1906～1973）和P.D.乌帕迪雅耶（1916～1968）。80年代以后，由于印度政局的发展变化和印度人民党的崛起，印度教民族主义具有了新的内容。大多数学者认为新的内容主要是消极的，是有损印度国家形象和社会发展的。笔者持不同意见。总体看来，印度教民族主义的主流是好的，对发展印度和提高印度的综合国力是有益的。近年来，特别是印度人民党执政以来，印度教民族主义和印度国家主义逐渐合流，双方逐渐融合，目前基本上合二为一了。这是好的征兆。不可否认，印度教民族主义在发展过程中有偏激行为，过去有，现在有，将来仍会有，印度教徒和穆斯林的冲突就是明证，也是上述学者的主要论据，同时也是本文论述的印度印穆宗教冲突的历史文化因素之一。

另一方面，印度教民族主义的偏激行为不是自发的，是有其诱导原因的。可以肯定地说，

亚伊斯兰教民族主义的盛行是促成这一偏激行为的主要原因，如果没有南亚伊斯兰教民族主义的某些过激表现，印度的印度教徒和穆斯林的宗教冲突将会大大减少，印度次大陆的社会、宗教状况将会大大改善。

在印度发生的印度教徒和穆斯林之间的宗教冲突不可能仅仅局限在印度本土，实际上往往延伸到了巴基斯坦和孟加拉国，特别是巴基斯坦。就目前印度的印穆宗教冲突而言，从某种意义上说，是独立前印度教徒和印度穆斯林宗教冲突的延续，其本质仍然是两个民族之争和两种信仰之争。现在，印度教徒占印度总人口的83%，在国内处于绝对优势地位。穆斯林只占印度总人口的不到12%，在人数上处于劣势，不过，他们得到全世界穆斯林的支持，特别是印度周边国家如巴基斯坦和孟加拉国穆斯林甚至这两个国家政府某种程度上的支持。所以，虽然印度的穆斯林人数少，但他们在经济、政治等方面并不总是处于劣势。事实上，在印度出现教派冲突后，居住在巴基斯坦和孟加拉国的印度教徒往往会受到当地穆斯林的报复。这种现象绝不是偶然的，是有其背后的历史文化原因的。

由此也可以看出，目前印度的印度教徒和穆斯林的宗教冲突的根本原因并不在政治方面，并不是政党参与、“诱使”的结果，而是历史文化因素长期作用的结果。当然，政党参与教派活动、利用宗教冲突来达到自身的目的是事实，但这不是决定性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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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林承节等：《教派主义：印度的悲哀》，载《世界知识》2002年第8期。

［2］印度的中世纪与一般所说的西方意义上的中世纪不同，一般指1206年德里苏丹国建立至1858年英国宣布正式殖民统治印度这段时间。

［3］最早的印度穆斯林来自印度以外，他们和印度教徒等印度本土居民自然不属于一个民族。皈依伊斯兰教的印度本土居民虽然原本和印度教徒等属于一个民族甚至一个家族，但他们后来和外来的伊斯兰教民族逐渐融合并构成了一个相对稳定的整体，而这个整体的主体（指统治主体，与人数无关）应该是外来的和印度教徒等不属于一个民族的统治阶层。由此，原本属于印度教体系的皈依者进入到了外来的伊斯兰教民族的大的世系。

［4］参见拙文《简论印度教派问题》，载《印度文学集刊》（第五缉），上海译文出版社2002年3月版；《印度教民族主义及其影响》，载《东方研究》，国际文化出版公司2002年11月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