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大概会成为与友人感受差异最大的一部作品吧，虽然一开始就企图以“我就是你说的，对李白或盛唐气象有更高要求的那类观众啦”萌混过关，但平心而论，也确确实实做了随一年来大规模释出的影评不断调整自己预期的功课，不可谓没有诚意，想着白我所欲也，唐亦我所欲也，窗口轻捷（兼容并蓄、有容乃大的一向是唐文化而非社会，唐依然是个等级森严的封建王国），视点Q弹（从盛唐双子星齐步后撤，远一个隐一个，留出的空间大有可为，而高适天然可以承载透过平凡看天才，立足现代看历史的双重视角），抓大放小就好，神形得一便罢，甚至气氛顶到了也算！其他的……要什么自行车呢？然则作品简单粗暴，干破我所有叠甲。挑拣者曰：噫吁嚱，危乎哉！花径缘客扫，蓬门为君开，无边落木下，急风猿啸哀。

1、我不理解最后面对被永王叛乱所累，囹圄困顿的李白，高适派遣探访的小书童怒其不争的“你已皈依道门，为何又要入世”的质问，也不懂得对写出“田家秋作苦，邻女夜舂寒”“郝郎明月夜，歌曲动寒川”“万人凿盘石，无由达江浒”等句的李白，说出“节度使要你好好看看，割据叛乱，满目疮痍，这如今的世界，处处都是江夏”的自信。固然可以解释为痛其人惜其才，但在我看来，这属于完全没吃透盛唐，乃至整个封建社会文士精神面貌所犯的低级错误，直接抹除了被质问者的风骨和质问者的历史人物逻辑。有唐一代，孔颖达撰《五经正义》为教材，儒家思想便成为新兴庶族地主为主体的文人底色，后世习以“道教徒的痛苦”“酒神精神”相标榜的李白概莫能外，他其实是思想兼通，出入三教并杂以任侠的（这也是那几位顶尖大佬的共同配置，只不过出于各自性情，侧重不同罢了）。中下层文人入主文坛，奔驰时代，政治强干预便成为他们的人生自觉。与六朝文人玄谈以远祸，酒色而苟安，将文学作为纯艺术把玩的隐逸面不同，唐代文人却是以安社稷济苍生为己任的，所谓“圣人不利己，忧济在元元”。政治上，他们有强烈的进取心和参与欲，“或应试为官，或传食幕府，或赴边御敌，或贬谪荒远”，文学上则自觉用诗文干预现实，反映民生，其注重事功的特点异常明显，比如诗歌有兴寄说，强调美刺褒贬，散文有明道说，强调辅时及物等等。唐代文人的上述气质才是决定其文学具有文质彬彬、尽善尽美总体特征的根本原因。因此，影片前期所展现的，为求取功名干谒无时行卷无休的青年绘卷，不可以简单理解为趋炎附势追名逐利，往浅了说，干时用世建功立业，保家卫国心怀天下的精神信仰是当时文人的人生主旋律，往深了说，这也是能让他们在尽情尽性的生命践履中成就自我与他人，极度舒张，不辜负青春，亦不辜负此生的最好方式。理解这个大前提，大概就能理解为什么李白明明已绝意于仕途，接受道箓放浪山水，却依然一经李璘征辟便立即入幕的原因了（但影片用典更加险恶，白惑于“永王三顾茅庐”下山，仅仅是惑于虚荣呢还是……？）。或者说得更直白一点，白之诗，素以“口吐天上文，迹作人间客”之气凌人，何为气？不过那股子浩瀚磅礴，沛然莫之能御的生命力罢了。而他生命力的泉源，恐在儒不在道。面对金瓯破碎，狼烟四起的家园，面对仓皇奔逃，亟待匡扶的君上，李白没瞎，他当然看见了记住了还五内俱焚，才会拍案而起以笔投戎。所以没有哪一个同时代的士人会认为他“你出都出世了，还入个屁”的。岑夫子不会，丹丘生不会，高达夫亦不会。白之过，在政治钝感且运气太差，他的行为却是当时正统。影片略去的后续，仅仅流放夜郎，中途遇赦之后的两年，李白不顾61岁高龄，欲赴李光弼幕，为挽救国家危亡尽最后一份力气，却因病折返，即为他凛凛风骨和行为正统性的双重佐证。

2、我不理解影片为达成浪漫主义和现实主义双峰对峙，自我の天才和无私の人才镜面相照的艺术效果，而对李白和高适进行文化人格搭建时的材料取舍，据我看来，已经很不幸的顶到了之前戏言胡兰成读林语堂《苏东坡传》发出的：“人真是不能写比他自己高的对象，苏轼与王安石是政敌，而两人相见时的风度都很好，林语堂文中帮苏东坡本人憎恨王安石，比当事人更甚。苏与王二人有互相敬重处，而林语堂把王安石写得那样无趣，甚至明知故犯的对史料作不当的取舍”的满格。高适往上提可以理解，一来二元对立模式不可强弱分流，一端太弱会失去平衡接不住“戏”，二来导演显然把高适作为人民史观之代表，故此极尽赞美（至于合不合适，高不高明，那就是另一回事了）。但李白，显然已经远远超出无趣之范畴而朝着形象崩塌撒丫子狂奔了。关于这一点，首页有位博主说得很切，我实在不能比她说得更好，勉强转换成自己的语言也会怎么都像洗稿，便不惮冒昧，援而引之罢。午椒ao：“高适的军事才能被十倍夸大了（抵御吐蕃给严武‘送军功’不符史实），高对朋友的仁义与忠诚被百倍夸大了（高适写信求郭子仪救李白亦不符史实），电影使高适的成功扩大为成圣。电影里的李白，是高适眼中的李白，换个被滥用的句式，‘被高书记凝视的李诗人’。天真，傲物，热狂，虚弱，放诞不羁，名利熏心，日益破产的天才。别的不论，只论一处，李白因缺乏政治远见投靠永王是史实，但在永王败走后李白向高适告哀乞怜不符史实，历史中被认为是李向高‘求援’的《送张秀才谒高中丞》一诗，实质写得相当辛冷，郭沫若甚至认为是一封写给高适的绝交书。电影使李白的政治失败扩大为了人格破产”、”作品的理念，其真正捍卫、反对的东西，正是在‘使高适的成功扩大为成圣，使李白的失败扩大成破产’的选择与对照中产生的。”诚哉斯言，被定为李、高两人情感连接，蜀中迷阵阵眼的相扑，两次皆以后者力压前者于泥泞，并说出“你赢了我了”即为明证。前者的扩大还包括：救郭子仪。平定永王之乱（高适与永王并未接战，“方济师而王败”）。奇谋却吐蕃而解长安之倒悬（正是他出镇川西时连失松、维、保三州，川蜀震动，被他“让功”的严武才来擦屁股，且一经换将成果立显）。这也就罢了，其余惠还遍及宁死不降哥舒翰（大吼“蕃将并非都是叛臣”），正气凛然程元振（曾和高适搭档，真正有军事才华的名将来瑱，正是被此君诬陷致死）就离谱，至于三镇节度使啦，“深藏功与名”却又在转述之转述中显圣云云，就略过吧。
3、前两点谈了历史，那么第三条说说虚构。从前面亦可看出，影片走的不是历史传记，严谨详实的路子，依然是依托史料任意剪裁，进行艺术加工的路子，亦即演义甚至大型史同创作，那么，理所当然的，盛唐诗人们的文化人格就要大大优先于他们的真实人格。影片为李白选择的是心比天……啊不是，狂放不羁+天真烂漫，为高适选择的是怀真抱素+大器晚成。高适线不多说了，从美学角度不过失之太满，有损格调，李白线却是前小崩，中中崩，后大崩，崩得那叫个水花四溅，噼里啪啦。那么首先要解决的，李白的文化人格应该是怎样的呢？千人千面，但我以为龚自珍说得最妙：“庄屈实二，不可以并，并之以为心，自白始；儒侠仙实三，不可以合，合之以为气，又自白始也。”也就是说，谁能将庄屈之心，儒侠仙之气提而摄之，赋形于外，谁就能无限趋近那颗在历史的苍空中闪耀璀璨的大星。此为前提。具体操作方法可以用两条线相羁勒，上一条划线是能级，由其最高成就决之，下一条划线是品格，由其最差表现决之，双线并高则失之板，双线乖离则伤乎崩，如何拿捏两者之间幽微毫厘的分寸，最体现导演的功力和品味。可惜得很，本作在“高适”身上那些投射，已经很能说明问题了。天才须得落地，高士必有缺陷，思路不能说错，但仅得其形未得其神的人性复杂化工程只会导向灾难性的结果，包括但不限于：想表现仰天长笑潇洒不羁，而近傻子乐天小儿多动，想表现喜怒从心七情上脸，而近恼羞成怒心胸狭隘，想表现狂歌痛饮飞扬跋扈，而近醉生梦死花天酒地。更要命的是，想表现北窗高卧，而近青皮无赖，想表现天真轻率，而近轻薄无行，想表现不通世务，而近颟顸愚顽……于是，细节一点一点汇聚，越想表现李白赤子之心晶莹明澈，就愈令其一步一步迈向无信、无能、无知、无畏、无担当、无忍毅的人格破产深渊。

嘛，我倒不觉得导演故意为之，大概率还是本身人文素养不足够导致的技法贫瘠吧，试举一例。被批评颇多的黄雀楼观诗一折，面对崔颢的绝妙好辞，“妙啊，妙啊，真是大才”的直球给了高适，那么从情节设计来看，李白的确必须讲点儿别的，和高适拉开反应距离才好。要么顺着前言往上翻，楼上起楼，讲究的是气力，要么逆着前因反着打，声东击西，讲究的是机灵。前者如《九州缥缈录》（不算很恰，但最近正撸这个，随手引之，此类高人逸语，小椴最多，但懒怠专门寻摸了）：“‘不知道能否用金钱换回尸骨，’谢玄低低叹了口气，‘苏元朗是王爷旧部，我们所剩不多的最初的战友，如果尸体都不能收葬家乡……’‘不必了，’嬴无翳挥了挥手，‘有朝一日我取下东陆，哪里都是离国！哪里都是家乡！葬不葬在离国又有什么分别？’”一语压过，四合撑开，霸主气场全出。后者如胡适批评顾颉刚为人太傲，徐旭生批评他好大喜功，顾听闻之后不怒反喜，觉得两位先生“深知我”“傲是仗着自己的力量工作，好大喜功是生命力充足的表现”云云，则是出人意料，莞尔中其人如见，其声如闻矣。显然影片导演想不出什么好的，只得采取最无趣，最平庸的一种设计，让他愤而掷笔，拂袖而去。要知道，天才虽大体上是凡俗子，一样有七情六欲肉胎凡身，但他也必有异于常人处，何况还是艺术建构。而美人之缺，从来都为让美人更美，可不是让她颜值降级正负得负哪！因此，主创写不出那仅占一成却关键的“非常”之风采，又把人物的下限弄得那样难看，全靠现成的文学成就做脸子勉强囫囵，可有什么值得骄傲的呢？

4、前三条我自负还是比较客观的，最后嘛，就属于比较主观且苛刻，或者能算无理的喜恶了。把《侠客行》指给高适，不通。《将进酒》场景从酒肆换河边，不贴；多杜、高二人又让他们失语，无能；宇宙洪荒的接引星河用鲸歌，俗；仙之人兮列如麻，板。所幸把握到了慷慨超迈中底色那一抹悲意，仍可一观。这就是超一流诗人的标准了，一流诗人有杰作，超一流诗人不仅有杰作，还有绝唱。白之一生，热衷干谒，万里漫游，赏穷江山，醉尽花柳。长安虐他千百遍，他为长安定军山。满纸云烟规矩在 ，儒呼？侠呼？还呼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