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斩获柏林金熊到代表台湾参加奥斯卡角逐,《日常对话》将私语式的影像日记推向了社会议题,获得了远超预期的关注。但奖项的青睐似乎并不能表明它加诸于艺术成就上的野心,相反,它更多地包含了导演黄惠侦的私心——通过一场煞有其事的谈话,拉近与母亲的距离,让彼此相互了解与亲近。镜头作为第三只眼的媒介,看似在两人直接的对话间横亘了一道屏障,而实际上正是镜头的存在,才让她们无法逃避内心的局促,让压抑的情感完成倾诉的流泻。
[明明是一路相依为命过来的,为什么会互相讨厌?]
黄惠侦与母亲在一起生活了三十多年,几乎日夜陪伴。都说母女连心,从出生就意味着一生的羁绊,而与这样的常理相悖的是,她与母亲却鲜有交流,从小到大始终不了解这个生她养她的人到底爱不爱她。
每天早晨,母亲做完饭出门,到了夜晚才回来,宁愿在自己房间听收音机到关灯睡觉,也不花多时间体验儿孙共室的天伦之乐。
母亲似乎在外面要比在家里快乐。出门有许许多多的朋友,她们一起打牌玩乐、共享美食,走出了四方天地的母亲明显多话,神情舒畅且容光焕发。
在断断续续的生活记录里,黄惠侦向我们娓娓道来她与母亲的二三事。由于无法忍受包办婚姻的桎梏以及家暴丈夫的虐待,母亲趁一次丈夫出门的空隙从老家逃出来,带着两个嗷嗷待哺的孩子,身无分文地在异乡闯荡。
黄惠侦与妹妹有着艰辛而苦命的童年:由于没有户口簿,她们的教育止步于小学三年级,之后跟着母亲做牵亡人(牵亡:台湾民间丧葬习俗)的营生。吹拉弹唱样样来,小时候觉得有趣,慢慢长大才发现,原来这是个被人看不起的行业。
更让人难以平衡的是母亲是“同性恋”这个“不入流”的社会身份。从小就喜欢男孩打扮的母亲在经历结婚生子的正常流程之后,压抑的性向在晚年得到了解放。她微笑承认自己交往有数十个女友,有些甚至到了“谈婚论嫁”的地步。在LGBT认知尚未普及的当年,母亲的性向伴随着与生俱来的固执和自我,在生活自由的当下获得释放。
在采访到的几个女友口中,我们和导演一样,第一次知道这个剃男人头、着男人装的女性,竟还是个温柔体贴的情场高手。被追到的女仔无一不对母亲大加褒赞,可这也让黄惠侦疑惑,这样的母亲,怎么从来没有出现在两个女儿面前呢?
对于母亲喜欢女孩儿这一点,家里的亲戚都采取了沉默的态度,或岔开话题、或避而不谈,虽然他们不见得有天生“反同”的观念及倾向,但外界的人伦约束总让他们始终对非常理的情况有所隐忧。
倒是孩子童言无忌,好奇地问着“阿嫲是男生还是女生?”新生代的懵懂也呈现出当代人的包容,令人好笑又安慰。
随着影像采集的深入,母亲逐渐打开了她的心扉。她憎恨被包办的前半生,憎恨令她陷入黑暗的父亲。
虽然不后悔生了两个孩子,但要是可以重新做选择,一定不生孩子——面对着自己的女儿说出的话就像一把无形的刀子割在心上。包括当黄惠侦得知,母亲在女友面前把自己和妹妹都说成是领养的孩子。
终于,一场郑重其事的母女谈话展开。就如一场仪式,母女两人隔着长长的桌板遥望而坐,摄影机史无前例地采用剧情片的方式设置了三个角度,用以捕捉表情特写与互动关系。母亲始终低着头沉默,佝偻着背就像个刺猬一样把自己保护起来;而一直藏身于摄影机背后的女儿,此刻却直面镜头,令人诧异地揭开了幼时的伤疤。
遭遇父亲猥亵一直是横亘在母女间挥之不去的阴影,也成为两人始终无法亲近的缘由。母亲没有勇气与梦魇撕扯,对女儿的愧疚使她一直小心翼翼地经营着与孩子的关系;而女儿则以为这些“不好的经历”让母亲对自己产生排斥,禽兽的父亲加之于双方的疼痛难以让单方面化解。她和母亲都明白,她们的人生都布满了疮疤,相依为命、心心相惜只会让彼此更为悲哀。
黄惠侦说“自我揭露是件困难的事,对爱提出质疑是件困难的事,面对真相是件困难的事。但我似乎已经到了不能再以困难为由,继续回避那些生命里最重要的提问的人生节点……我试着帮助我们都能找到说出真相,以及超度自身伤痛的勇气”。当痛苦被压抑在心底,她和母亲永远都找不到出口排解;她们迫切需要一场仪式,把深埋的痛苦刨开,把误解删除,中止悲观的想象。
这个过程是血淋淋的,特写的哽咽与眼泪让当事人悲切,也让观者惊心。但幸好,她们都没有选择逃离,用倾听换取沟通,用沟通弥合母女间多年的陌生感。剥离痛苦,才能获得新生。
[我爱你,你爱我吗?我也爱你]
作为一个影像工作者,黄惠侦从二十多岁拿起DV机记录开始,就在思考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可直到三十而立,她才有用影像达成与母亲和解的想法。这很大程度上是由于她自己也完成了母亲身份的转换。“我的身份不再只是女儿,同时也是别人的母亲。身份的转化让我对母亲这个角色有了新的认识,所以我决定逼迫自己去靠近、重新去理解我妈”。
幼小的女儿对自己的依赖已经到了寸步不离的地步,孩子简单纯真的表达爱的方式让在缺爱环境下长大的黄惠侦重新思考家庭关系与家人之爱——从没有一段情感可以被简单定性,无论是否生而亲密,关系都需要后天的培养和持续的经营。爱是一个互动的行为,也是一种会自动更新的程序。说到底,我们一生都在追求与所爱之人互相了解,以致融为一体。
结尾,天真的外甥女呆萌地问“阿嫲你爱我吗?”,反复几次之后,稍显别扭的母亲笑着回答“我也爱你”。我们仿佛看到流动在三代血脉间的基因被激活,黄惠侦与母亲,也以这种方式完成了爱的交互。
但如果说这部缝合亲密、拯救陌路的私影像只是导演对自我生命与爱的探索,就不免过于单薄。它的可贵在于以“同性恋母亲”这个特殊个体作为切入口,在满足公众窥私欲的前提下,联动了多层次的社会议题。更可贵的是,这种创作的延伸并不刻意,而是出于导演的艺术自觉。
今年4月14日,《日常对话》在全台上映,正好遇上涉及同性婚姻的《民法》修正草案进入立法院二读。凑上社会热点从商业思维来讲可以说是“天时地利人和”的优势,也帮助这部小成本纪录片获得了突破400万的票房成绩,但黄惠侦更关心的却是“原来以为台湾社会已经足够宽容开放了,涉及婚姻权的法案一提出,才发现原来有这么多人还是持保守观点的”。
《日常对话》的筹拍伴随着台湾社会近年来性少数群体的崛起与发声,因此与其说迎合热点创作,倒不如说是受到整体社会思潮的推动更为贴切。公众对同性恋逐渐的开放包容态度使得像导演母亲这样的性少数能相对自由地选择生活方式,尽管非议重重,但总体的倾向是积极乐观的。在影片里我们看到年轻一代看待同性恋现象不边缘、不猎奇——“每个人都有谈恋爱的权利”。这种尝试理解的姿态将原本被看作社会异类的群体放置于平等视域中,挖掘人性本质,善良而平和地处理潜在的冲突性。
同时,就像片名《日常对话》一样,这部私影像摒除了站于高位的宏大叙事,以个人笔触描绘女性生命中的痛苦。我记得片中不止一位女性提到曾遭受惨烈的家暴,母亲是,外婆是,那些被母亲追求过的女仔也有同样的辛酸史;更不用说导演在年幼时遭到亲生父亲的性侵犯,更是一个人生命中的巨大黑洞。这个社会理应给女性更多关怀,实际却散播了诸多恶意。总之,包办婚姻制度也好,男权专制主义也罢,女性面对着身处弱势却需承受重压的艰难处境。这让天生依赖保护与安全感的她们倾向于抱团取暖。从这个角度上来说,导演与母亲和解的过程,也是女性通过自我意义的寻找,重新燃起对生活的希望与爱的信任的过程。它丰富了“对话”这场仪式的内涵,直面伤痛、破茧成蝶。
《日常对话》是诗意的、平静的,但在其温情小品般的气质中却包含着起伏的人生故事,复杂的人伦困境以及嘶喊的社会诉求。在一部纪录片中看到如此多的暗流涌动,不狗血,但现实,不客观,但动人。

日常对话日常對話(2016)

又名:Small Talk

上映日期:2017-04-14(中国台湾) / 2016-11-05(金马影展) / 2017-02-16(柏林电影节)片长:88分钟

主演:黄惠侦 

导演:黄惠侦